《飘逝的绝唱》(《十月》2000 年第3期),是著名作家李存葆大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新世纪初当代文坛文化散文的重要收获。所谓文化散文，是指那种在创作中注重作品的文化含量、取材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观，或通过一些景物人事探究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散文。《飘逝的绝唱》以古典名著《西厢记》为书写对象，在两万五千余字的庞大篇幅中，作者不断穿梭于今古之间，以文化为视点，从那已经飘逝远去的“绝唱”中反思当代人的人文精神困境，格局宏大，气势雄伟，不失为文化散文的经典之作。本文将立足文化散文的理论视野，从创作观念、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解析《飘逝的绝唱》之为文化散文的美学特征。
一、以文化为视点，彰显强烈的文化意识
《飘逝的绝唱》描写了大量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观，在书写这些“风景”时，作者有意避开其自然性的一面，而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反映出作者强烈的文化意识。例如文中用大量篇幅铺陈蒲州风物，包括九曲风涛的黄河、三月的中条山、蒲津渡遗址、第一座以舟楫竹索相衔的浮桥、鹳鹊楼等，同时还引述了郦道元、韩愈、当地县志、歌谣等诸多地域文化知识，通过这些带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自然景观和地域知识，探究《西厢记》之生成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刻地提出：“世界上，大凡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独特的历史、地理尤其是文化的烛照。当我一踏上永济这片古老的土地，便强烈地感受到，一曲旷世绝唱在这里诞生，乃天经地义之事。”李存葆为我们进入《西厢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并以文学的方式去“阐释”它，读来充满趣味又不失启迪。
正是采用了“文化”的视点，《西厢记》在作家笔下才是一部处处散发出文化气息的经典名著。因而，作家看到了《西厢记》中的“诗”：“是诗,使莺莺获得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愉悦”，“也是诗,使张生得到了‘千古难得一知己’的快慰”；看到了“琴”：张生以琴代语, 丝桐传情，莺莺窗外有耳, 芳心自懂，“琴声,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牵引着莺莺情难自已地走出花园,径直向张生的书房奔去。”“诗”和“琴”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它们在《西厢记》中的大量出现，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气息，营造了一种典雅的文化氛围，而作家能够敏锐地挖掘出这些，并与之展开精神对话，不能不说也是他与《西厢记》作者的“心有灵犀”。
此外，《飘逝的绝唱》的在将《西厢记》与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时，也凸显了两者在文化上的差异，深刻地指出：“张生与莺莺面对的是门第的差别,罗密欧与朱丽叶面临的是家族的怨恨,两对恋人,要比翼双飞,都需冲破世俗的樊篱。只不过因了时代的差别,民族的不同,文化的差异,莺莺在渴望爱情时,羞涩、矜持、含蓄；而处在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思想浪潮中的朱丽叶,则显得大胆、火辣、奔放罢了。”
二、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
文化散文在上世纪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反映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面对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启蒙”精神的退场，文化散文的创作者以其个体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心灵交汇，既是对弥漫于整个时代的文学审美精神表层走向的一种反拨，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认知和坚守，因而文化散文往往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李存葆的《飘逝的绝唱》，就其思想内涵而言，也流淌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
作家在颂赞崔张爱情之美好、纯粹的同时，又将其作为一面镜子，反观当代的爱情，针砭“以金钱为媒, 用钞票铺设婚床”的庸俗情爱观，不无忧伤地喟叹到：“现代恋人,恐很难走进崔张以诗为媒的那种环境与氛围中了。”当今社会，手写情书传情不再流行，以诗为媒更是凤毛菱角，“现代都市里的红男绿女,对崔张这种以优雅音乐结情系爱的方式,恐也很难理喻了。” 作家在叹惋一种文化生存方式的流逝的同时，也对当今社会无处不在的铜臭气息表达了尖锐的批判和深深的忧虑。
三、“大气”而雄浑之风格
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作家贾平凹针对国内散文界“浮靡甜腻之风”盛行、缺少雄沉之声的现象，在其主编的《美文》杂志倡导“大散文”，“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实感……”。李存葆的《飘逝的绝唱》即是一篇“大气”而雄浑之佳构。
首先，大格局。《飘逝的绝唱》之“大气”并非来自于某种宏大叙事或者对主流文化意识的归附，它的大气象、大境界从根本上是以小己之感、之思、之想来完成的，一种人与历史、时代交融的大格局。作家用九组排比句式，历数权力和金钱对美色的霸占、掠夺和玩弄。从充塞于汉宫中的美女王昭君、明末江南名妓陈圆圆的命运说到大独裁者墨索里尼、坐在轮椅上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希腊船王对美色的恣意享乐, 联系到当今世界及中国一些大款们与丽人间的种种丑态,最后落脚在对现实的理性反思：“当一些靓女把自己的美色当做盛宴,让金钱这个‘食客’尽情饕餮时,上苍赐给她们的那青春的富有便沦为精神的贫穷。她们用金钱为自己打造的巢穴,实则已成了埋葬自己灵魂的坟墓。”
其次，大思考。《飘逝的绝唱》从个体之思出发，最后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认知和坚守。作家围绕《西厢记》进行生发，但又大大地超越了《西厢记》本身，对历史进行呈现，最终又都回到现实，通过古今对话，思考紧迫的时代命题。因而《飘逝的绝唱》紧锣密鼓地罗列了如下曾引起社会震荡的大事件：一九九五年夏,一艳丽惊人的村姑以色谋财而案、一九九九年春发生的“金屋藏娇”大案、美国影星安东尼·帕金斯作枷自铐,死于艾滋病、深圳小小采购员狎妓导致性病缠身等等。李存葆无比痛心地指出在这些案件的背后，无不体现出现代人的精神空虚和对权欲物欲色欲的毫无原则的追求。慨叹：“现代人的孤独与寂寞,迷茫与倦怠,却比往昔有增无已。现代人在精神迷茫与心灵孤独时,往往需要感官的刺激,刺激麻木后则需要更强的刺激,当这种强刺激不能如期而至,那寂寞与孤独的心灵,便会在这喧哗与躁动世界里没处安放。 人啊人,你是多么古怪而又难以琢磨的动物……”
四、文化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散文逐渐陷入困境，许多文化散文的作者普遍缺乏史识、缺乏深邃的精神识见，无法超越材料、获得洞见，也不可能实现真正地与文化开展精神对话，许多文化散文“文化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理性精神过于强大而感性色彩欠缺，成为文化论文。一篇优秀的文化散文，首先必须是散文，而后才是其文化意识，只有实现文化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才是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文化散文。而李存葆的《飘逝的绝唱》之所以成为文化普遍陷入困境之后的成功之作，就在于实现了这种结合。
第一、重文化感悟而不重过程和细节描叙。《飘逝的绝唱》没有把笔力放在对九曲风涛的黄河、三月的中条山、蒲津渡遗址、第一座以舟楫竹索相衔的浮桥、鹳鹊楼观赏细节的描叙上，而特别注重所得到的文化启示和文化感悟。如在写鹳鹊楼时，作家写道：“那灿若仙子的被称为鸟中‘贵族’的鹳，曾在黄河那辽阔的水面上，进行着美的翔舞……”李存葆并未细写鹳的特征，只是说她在进行着美的翔舞，给读者留下遐思空间。
第二，重文化联想而不重事实考据，重理性阐发而不重资料引证，融合了诗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美感。作者无意于论证某种文化事象的确凿无误，进入佛殿，丘生看到四壁画满《西厢记》的画图时，作者只是以“相传”开始叙写。
第三，语言典雅优美，富于变化。作为一篇大篇幅的散文，《飘逝的绝唱》在语言的使用上，不拘一格，巧妙地将叙事性、抒情性、议论性、描述性等语言融合在一起，使文章充满可读性和趣味性。例如在勾勒中条山时，作家写道：“三月的中条山，是由碧绿、草绿、葱绿、翠绿、黛绿、石绿、墨绿、铜绿编织的奋发的世界。遍山野花静谧踊跃地开放着：银白的龙柏吐蕊，金黄的连翘绽放，火红的春梅播香，艳紫的杜鹃含苞……花是中条山春的佩环，春的金钗。中条山中多清泉流溪，那清粼粼碧玉般的泉水，是大山梳妆的明镜；那条条流溪里柔美舒展的涟漪叮咚作响，是奇峰怀抱里的琴弦。”其语言生动活泼，典雅精致，充满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律动。
《飘逝的绝唱》问世, 王实甫又多一知音矣!
（张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