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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传 | 21世纪初文化散文的重要收获 ——评李存葆《飘逝的绝唱》

作者:18级学科语文 张群时间:2018-11-10点击数:

《飘逝的绝唱》(《十月》2000 年第3期),是著名作家李存葆大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新世纪初当代文坛文化散文的重要收获。所谓文化散文,是指那种在创作中注重作品的文化含量、取材于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观,或通过一些景物人事探究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散文。《飘逝的绝唱》以古典名著《西厢记》为书写对象,在两万五千余字的庞大篇幅中,作者不断穿梭于今古之间,以文化为视点,从那已经飘逝远去的“绝唱”中反思当代人的人文精神困境,格局宏大,气势雄伟,不失为文化散文的经典之作。本文将立足文化散文的理论视野,从创作观念、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解析《飘逝的绝唱》之为文化散文的美学特征。

一、以文化为视点,彰显强烈的文化意识

《飘逝的绝唱》描写了大量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自然事物和人文景观,在书写这些“风景”时,作者有意避开其自然性的一面,而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反映出作者强烈的文化意识。例如文中用大量篇幅铺陈蒲州风物,包括九曲风涛的黄河、三月的中条山、蒲津渡遗址、第一座以舟楫竹索相衔的浮桥、鹳鹊楼等,同时还引述了郦道元、韩愈、当地县志、歌谣等诸多地域文化知识,通过这些带有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自然景观和地域知识,探究《西厢记》之生成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刻地提出:“世界上,大凡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独特的历史、地理尤其是文化的烛照。当我一踏上永济这片古老的土地,便强烈地感受到,一曲旷世绝唱在这里诞生,乃天经地义之事。”李存葆为我们进入《西厢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文化的视角,并以文学的方式去“阐释”它,读来充满趣味又不失启迪。

正是采用了“文化”的视点,《西厢记》在作家笔下才是一部处处散发出文化气息的经典名著。因而,作家看到了《西厢记》中的“诗”:“是诗,使莺莺获得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愉悦”,“也是诗,使张生得到了‘千古难得一知己’的快慰”;看到了“琴”:张生以琴代语, 丝桐传情,莺莺窗外有耳, 芳心自懂,“琴声,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牵引着莺莺情难自已地走出花园,径直向张生的书房奔去。”“诗”和“琴”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它们在《西厢记》中的大量出现,丰富了作品的文化气息,营造了一种典雅的文化氛围,而作家能够敏锐地挖掘出这些,并与之展开精神对话,不能不说也是他与《西厢记》作者的“心有灵犀”。

此外,《飘逝的绝唱》的在将《西厢记》与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时,也凸显了两者在文化上的差异,深刻地指出:张生与莺莺面对的是门第的差别,罗密欧与朱丽叶面临的是家族的怨恨,两对恋人,要比翼双飞,都需冲破世俗的樊篱。只不过因了时代的差别,民族的不同,文化的差异,莺莺在渴望爱情时,羞涩、矜持、含蓄;而处在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思想浪潮中的朱丽叶,则显得大胆、火辣、奔放罢了。

二、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

文化散文在上世纪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反映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面对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启蒙”精神的退场,文化散文的创作者以其个体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心灵交汇,既是对弥漫于整个时代的文学审美精神表层走向的一种反拨,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认知和坚守,因而文化散文往往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李存葆的《飘逝的绝唱》,就其思想内涵而言,也流淌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

作家在颂赞崔张爱情之美好、纯粹的同时,又将其作为一面镜子,反观当代的爱情,针砭“以金钱为媒, 用钞票铺设婚床”的庸俗情爱观,不无忧伤地喟叹到:“现代恋人,恐很难走进崔张以诗为媒的那种环境与氛围中了。”当今社会,手写情书传情不再流行,以诗为媒更是凤毛菱角,“现代都市里的红男绿女,对崔张这种以优雅音乐结情系爱的方式,恐也很难理喻了。” 作家在叹惋一种文化生存方式的流逝的同时,也对当今社会无处不在的铜臭气息表达了尖锐的批判和深深的忧虑。

三、“大气”而雄浑之风格

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作家贾平凹针对国内散文界“浮靡甜腻之风”盛行、缺少雄沉之声的现象,在其主编的《美文》杂志倡导“大散文”,“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实感……”。李存葆的《飘逝的绝唱》即是一篇“大气”而雄浑之佳构。

首先,大格局。《飘逝的绝唱》“大气”并非来自于某种宏大叙事或者对主流文化意识的归附,它的大气象、大境界从根本上是以小己之感、之思、之想来完成的,一种人与历史、时代交融的大格局。作家用九组排比句式,历数权力和金钱对美色的霸占、掠夺和玩弄。从充塞于汉宫中的美女王昭君明末江南名妓陈圆圆的命运说到大独裁者墨索里尼、坐在轮椅上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希腊船王对美色的恣意享乐, 联系到当今世界及中国一些大款们与丽人间的种种丑态,最后落脚在对现实的理性反思:“当一些靓女把自己的美色当做盛宴,让金钱这个‘食客’尽情饕餮时,上苍赐给她们的那青春的富有便沦为精神的贫穷。她们用金钱为自己打造的巢穴,实则已成了埋葬自己灵魂的坟墓。”

其次,大思考。《飘逝的绝唱》从个体之思出发,最后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认知和坚守。作家围绕《西厢记》进行生发,但又大大地超越了《西厢记》本身,对历史进行呈现,最终又都回到现实,通过古今对话,思考紧迫的时代命题。因而《飘逝的绝唱》紧锣密鼓地罗列了如下曾引起社会震荡的大事件:一九九五年夏,一艳丽惊人的村姑以色谋财而案、一九九九年春发生的“金屋藏娇”大案、美国影星安东尼·帕金斯作枷自铐,死于艾滋病、深圳小小采购员狎妓导致性病缠身等等。李存葆无比痛心地指出在这些案件的背后,无不体现出现代人的精神空虚和对权欲物欲色欲的毫无原则的追求。慨叹:“现代人的孤独与寂寞,迷茫与倦怠,却比往昔有增无已。现代人在精神迷茫与心灵孤独时,往往需要感官的刺激,刺激麻木后则需要更强的刺激,当这种强刺激不能如期而至,那寂寞与孤独的心灵,便会在这喧哗与躁动世界里没处安放。 人啊人,你是多么古怪而又难以琢磨的动物……”

四、文化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散文逐渐陷入困境,许多文化散文的作者普遍缺乏史识、缺乏深邃的精神识见,无法超越材料、获得洞见,也不可能实现真正地与文化开展精神对话,许多文化散文“文化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理性精神过于强大而感性色彩欠缺,成为文化论文。一篇优秀的文化散文,首先必须是散文,而后才是其文化意识,只有实现文化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结合,才是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文化散文。而李存葆的《飘逝的绝唱》之所以成为文化普遍陷入困境之后的成功之作,就在于实现了这种结合。

第一、重文化感悟而不重过程和细节描叙。《飘逝的绝唱》没有把笔力放在对九曲风涛的黄河、三月的中条山、蒲津渡遗址、第一座以舟楫竹索相衔的浮桥、鹳鹊楼观赏细节的描叙上,而特别注重所得到的文化启示和文化感悟。如在写鹳鹊楼时,作家写道:“那灿若仙子的被称为鸟中‘贵族’的鹳,曾在黄河那辽阔的水面上,进行着美的翔舞……”李存葆并未细写鹳的特征,只是说她在进行着美的翔舞,给读者留下遐思空间。

第二,重文化联想而不重事实考据,重理性阐发而不重资料引证,融合了诗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美感。作者无意于论证某种文化事象的确凿无误,进入佛殿,丘生看到四壁画满《西厢记》的画图时,作者只是以“相传”开始叙写。

第三,语言典雅优美,富于变化。作为一篇大篇幅的散文,《飘逝的绝唱》在语言的使用上,不拘一格,巧妙地将叙事性、抒情性、议论性、描述性等语言融合在一起,使文章充满可读性和趣味性。例如在勾勒中条山时,作家写道:三月的中条山,是由碧绿、草绿、葱绿、翠绿、黛绿、石绿、墨绿、铜绿编织的奋发的世界。遍山野花静谧踊跃地开放着:银白的龙柏吐蕊,金黄的连翘绽放,火红的春梅播香,艳紫的杜鹃含苞……花是中条山春的佩环,春的金钗。中条山中多清泉流溪,那清粼粼碧玉般的泉水,是大山梳妆的明镜;那条条流溪里柔美舒展的涟漪叮咚作响,是奇峰怀抱里的琴弦。”其语言生动活泼,典雅精致,充满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律动。

《飘逝的绝唱》问世, 王实甫又多一知音矣! 

(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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